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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學文化

周易
　　《周易》為群經之首，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文化經典，是中華文化重要的源頭活水，是中華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集中體現，易學思想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潮、主旋律，對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影響至深至遠。《周易》生生不息、與時俱進的創新理念，海納百川的包容姿態，剛健有為的進取精神等等，都已融入中華民族的人文心理和價值觀念，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構成因素。《周易》一書以其宏富的內容，精深的思想，傳承不絕，歷久彌新，兩千多年來，始終受到了人們的高度重視。從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到中國古代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四庫全書》，《周易》一直占據著傳統文化的優先地位。如果說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精髓是經學，那么《周易》則是經學的核心。隨著歷史的發展，《周易》一書得到不斷地完善和升華，逐漸由原始的占卜之書脫胎為人文化、哲理化的哲學著作，并對史學、文學、藝術、建筑、科技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人們對《周易》和易學文化的研究從未間斷，至今方興未艾，并已成為世界范圍的學術研究課題。目前，中國的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中華民族逐漸強盛，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要想深入了解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周易》和易學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過的一個關鍵點。《周易》素以深秘玄奧，晦澀難懂著稱，為了方便大家學習和研究，下面謹就《周易》的基本情況作簡單介紹。
“周易”釋名
　　《周易》最早見于《周禮·春官·大卜》，“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前人多認為《連山》為夏《易》，《歸藏》為殷《易》，《周易》則是周代之《易》。《連山》、《歸藏》的存在與否、時代關系等問題，一直是易學領域爭論的焦點之一，歧說紛然，莫衷一是。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臺15號墓出土竹簡《歸藏》，墓葬年代約為戰國末期。李學勤先生結合竹簡《歸藏》，綜考歷代文獻，認為竹簡《歸藏》雖不會太古，但《歸藏》本為殷商筮法是較有根據的。《連山》、《歸藏》的結構與《周易》相似，《周易》有可能是在二《易》尤其是殷代《歸藏》的基礎上損益修改而成的。在周代，三《易》可能同時并存，共同流傳。
　　關于“周”字的含義，漢代著名學者鄭玄曰：“《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認為“周”為“周普”、“周備”之義。唐代孔穎達則認為“周”為“周代”之意，他在《周易正義》中曰：“《周易》稱‘周’，取歧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于殷，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余代。”孔氏的這一觀點為宋代的朱熹所繼承。
　　關于“易”的含義，鄭玄依據《易緯·乾鑿度》認為“‘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即“易”有簡易、變易、不變三種意思。唐代孔穎達作《周易正義》沿襲此說。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于“易”下說：“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秘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此處，《說文》表達了“易”的兩種含義：一是“易”是蜥蜴等動物，因為這些動物能夠隨周圍環境的改變而變換自己身體的顏色，“易”即是取象于這種改變、變換的屬性，假借為“變易”之“易”；二是“易”由日、月組成，日為陽，月為陰，陰陽二氣合之為“易”。《說文》以字形、音而求字義，又頗合《周易》思想精髓，東漢魏伯陽、三國虞翻直至清代的姚配中均力持此說。清初學者毛奇齡更是綜合前儒諸說，在《仲氏易》中提出“易”有“變易”、“交易”、“反易”、“對易”、“移易”五義。《周易》主要闡釋陰陽變化、推移及其消長盈虛，從而揭示天地、自然造化、人類社會存在的永恒規律，所以我們認為“易”的基本含義是易簡、變易、不易三義。
《周易》流傳
　　《漢書·藝文志》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歷三古。”認為《易》經歷了伏羲、文王、孔子三位圣人的相繼推演、加工和闡述，其發展歷經上古、中古、下古三個階段。孟康曰：“《易·系辭》曰：‘《易》之興其于中古乎？’然則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我們認為，八卦早已先于《易經》而存在，其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文本化的《易經》在占筮的形式、內容、功能上較前代大有進步，并蘊含了某些條理性、系統性、規律性的東西，顯示出理性思維和邏輯推衍的因素。春秋時期，諸子蜂起，理性文化逐漸與卜筮文化分離，易學也開始擺脫卜筮的外衣，朝向哲理化、抽象化發展，《易經》開始被賦予各種思想內涵和價值意義。孔子學派作為諸子一支，在《易經》性質轉變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最大限度地發掘岀了其中的倫理政治內涵。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出現了多家治《易》的局面，但其授受源流難以究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僅對孔子之后《易》的傳授作了記錄，其先后次序分別為：孔子－（商）瞿－楚人馯臂子弘－江東人矯子庸疵－燕人周子家豎－淳于人光子乘羽－齊人田子莊何。《漢書·儒林傳》與此略有不同。《史記》、《漢書》所記可能未盡屬實，但至少能夠說明《易》在儒家是傳授相繼的。秦代焚書，《易》以卜筮之書而幸免于難。漢代去古未遠，象數易學盛行，且邁向正統官學之路，故傳授紛繁，流派多歧，大致分為今古文兩派，其授受源流如下表：（據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簡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進入東漢，費氏易學興起，馬融繼承并發展了費氏治學傳統，對古文《周易》文本做了必要的校訂，并開啟了以傳解經的注《易》方式。鄭玄學于馬融門下，繼承了費氏易學，為《易》作注，并能今古文兼治，象數、義理并行。魏代王肅、王弼為《易》作注亦用費氏，費氏由此大興，梁丘、施氏、高氏《易》亡于西晉，孟氏、京氏《易》有書無師。梁、陳二朝，鄭玄、王弼二注列于官學，齊代唯傳鄭玄《易注》。至隋，鄭學浸微，王注大盛。唐代孔穎達作《五經正義》，將王注與晉韓康伯注合為完整的《周易注》，并對經、傳及注文詳加疏解，成《周易正義》。《四庫全書總目》認為王注“一變而為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其論端”。王注流行后世，并被納入《十三經注疏》而成為經注的標準讀本。李鼎祚不滿王注引老、莊入《易》，遂作《周易集解》，以存漢注，被清代《易》漢學家奉為圭臬。
　　至北宋，易學的研究和傳播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象數派和義理派均有較大發展和變化。陳摶為宋代象數派的重要倡導者，他提出許多圖式，以圖解《易》，后經種放、劉牧、李之才、周敦頤等學者的傳承和發揮，最終形成易學史上的圖書之學。胡瑗則是宋代義理派的重要開創者，程頤傳胡氏之學，著《伊川易傳》，創立理學派的易學體系。而與此同時的張載則秉持氣論學說，著《橫渠易說》、《正蒙》，創立了氣學派的易學體系。南宋，義理象數相互雜陳，各家之學并肩流傳。理學大師朱熹融會各家之長，著《周易本義》，成為宋代易學的集大成之作。元明兩代的易學基本是對宋代易學的傳承和沿襲。在義理方面，先后出現了一批注解和闡發《周易本義》的著作，并逐漸將其推上官方學術的寶座。由于朱熹易學并不排斥象數之學，所以元明時期的圖書之學和先天之學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尤其是方以智父子將象數之學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整個明代的易學基本上就是對程朱易學的注釋，發明新意，見解獨到者并不多見，值得一提的是來知德，他撰《周易集注》一書，創立“卦錯”“卦綜”諸說，頗有可取之處，在易學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站在氣學派的立場上，廣泛吸收宋明易學的成果，對古代義理學作了一次大總結，成為以往義理易學的集大成者。
　　明朝的滅亡和滿清入主中原，對當時的思想界、學術界產生了震撼性的影響。學者文人一時崇實棄虛，薄今愛古，學術風氣幡然一變。以考證訓詁為特色的漢易逐漸受到重視，但宋易因繼續得到官方的支持而仍然占據統治地位，于是出現了漢易和宋易相互攻擊詰難的現象。由于統治者采取了“兼收并采，不病異同”的方針，清初易學界出現了漢易、宋易共同繁榮的局面。順治、康熙之后，漢易逐漸占據上風。到乾嘉時期，復興漢易成為易學界的學術趣向，代表人物是惠棟、張惠言。惠棟著有《周易述》、《易漢學》、《易例》、《周易古義》等書，發揮易漢學，唯漢易是從。張惠言著《周易虞氏易》、《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事》、《虞氏易言》等，全面回復虞翻易學。焦循則是不同與惠棟、張惠言的另一漢易代表人物，他著《易學三書》，一改惠棟、張惠言的唯漢是從的學風，依漢人解易的精神，獨辟蹊徑，建立自己的易學體系。清儒對漢易的整理和恢復實功不可沒。受漢易興盛的影響，清代易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帶有明顯的揚漢抑宋的學術偏見，但其對前人易著的評論還是非常深刻、比較允當的。
周易學者
　　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生生不息，日新月異，其發展的內在動力就是創新，而這種創新精神正是易學變通、“日新”、革故鼎新等理念的實踐性表達。中華民族不斷創新的目的就是追求和諧，追求人類個體的身心和諧，追求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的整體和諧。當下，中國在構建創新型社會中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中華民族正以“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厚德載物”的包容精神走向偉大的民族復興之路，《周易》和易學思想必將對創新型和諧社會的構建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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